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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并不仰慕罗马。961年，神圣罗马帝国奥托一世派遣一个伦巴第人主教出使拜占庭。拜占庭说他没资格代表“罗马人”。主教则答说，在法兰克说“罗马人”这个词是一种侮辱57。

法兰克与罗马分离的意愿，明确地体现在法兰克的史书中。在罗马帝国的黄金年代，罗马编年史是“百川归海”，虽有不同王国与诸多族群的源流，但终汇入罗马世界，“的计划”在罗马帝国实现。而在哥特与法兰克的自行编史中，却强调本族的独立来源，把罗马从历史中剔除出去，蛮族对西部行省的“武力侵占”变成了“天然继承”。这种“造史运动”在法兰克《弗里德加编年史》中达到顶峰——“罗马秩序”甚至从未存在过，“罗马世界”从开端就是一系列族群和王国的平行发展，而且终也没有汇入罗马帝国。罗马人，只不过是诸多族群中的一个而已。完成这个转变的工具，就是“种族性”（gens）这一概念58。“种族性”增强了日耳曼人的自我认同，以此将日耳曼世界从曾经依附的罗马秩序中解放出来。“族群分治”成为了日耳曼世界的核心特征。

基层自治与基层政权，两套文明逻辑。从罗马的眼光看秦汉，会认为中央集权的弱点在于牵一发而动全身，地方性叛乱容易蔓延成全国性暴乱。相比罗马历发生的叛乱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巴考底起义），这是基层自治的好处。芬纳就认为“威胁汉帝国生存的中国式农民起义，在罗马却从未发生过”77。

西方一些学者还用“文化符号”与“身份认同”来解读中国历史。将新疆、西藏、蒙古乃至东省划分为“内陆亚洲”（inner Asia），热衷于从北魏到辽金元清等北方族群建立的政权中寻找来自于“内亚”的文化认同，并将其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他们根据一些北方族群特有的风俗仪轨来断定这些王朝的内亚性。如高欢让北魏在人抬举的“黑毡”上继位的“代北旧制”；如蒙古保留的斡耳朵祭祖与行国、行殿风俗；如清朝盛行的萨满跳神、“立杆大祭”之类的草原祭天仪式。这是没有搞清“礼俗”与“政道”的区别。中华文明的核心不是礼仪、风俗、艺术和生活习惯，而在于用什么样的基本制度来建构政治。来自北方族群的天子，不管是坐在黑毡上即位，还是在郊礼上即位；不管带冠冕还是留辫子；不管信萨满还是信佛道，只要实行儒法大一统而不是分治天下，只要运用郡县文官制而不是用部落神权制，只要视民如一而不是搞族群等差，就是中国的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