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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们醒了。面对“九一”的战火硝烟，曾经倾心于东洋史学的他，终于明白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1938年，他目睹日本在西南继续挑动泰语和缅语族的独立，又受到傅斯年的精神撼动100，终于否定了自己的成名理论。病中的他在1939年2月9日，扶杖到桌案前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101。他反对使用“民族”来界定国内各族群，建议改用“文化团体”，因为“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实际上，顾颉刚在这里提出了“国族”的概念，即“同属一个统治下的人民”属于同一的国族，即中华民族。
听到这些，顾颉刚虽缠绵病榻，却如“骨鲠在喉”，又爬起来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反驳说，中华民族的“国族性”是足够强大的，“分化”是“不自然的局面”。只要分裂的武力稍弱一点，人民就会自发结束分化局面。如果“长久分立”有天然的安定性，则中国早就支离破碎而不成为一个民族了104。他在文末甚至怒吼道——“等着罢，到日军退出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一见东北省和其他沦陷区的人民是怎样的给我们一个好例子了”105！对于前辈的病怒，费孝通沉默了，没有再做回答。“中华民族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成为一桩没有结论的公案。
费孝通还对自己晚年的转变解释说，“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那种分裂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发现西方经验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发现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后，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
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中国东晋南北朝300年的故事，政权、人物、事件太多太杂，一看就乱，一乱就烦，是一段难写清的历史。而中华民族重新塑造与中华文明转型升级的密码，恰恰蕴藏在这300年中。如果没耐心走进去看看、转转、站站，就难以找到自己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