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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不过是在“一个”与“多个”之间找了一种折衷的、弥合的“政治性说法”。但费孝通认为，根本问题在于，用西方的民族概念是无法来描述“中国的民族”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108。
费孝通还对自己晚年的转变解释说，“我在曲阜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前捷克斯洛伐克和那种分裂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顾颉刚与费孝通的纠结，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心路——既渴望用西方概念来改造中国的知识传统，却发现西方经验无法概括自身文明；既渴望独立于政治的西方学术，又发现西方的学术从来离不开政治。后，他们都回归到中华文明母体。
这些纷争与攻讦，都来自于我们总是用其他文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隋朝大隐士王通，教出了初唐几乎整个将相集团。他身为汉人，却说中国之正统，不在汉人之南朝，而在鲜卑之孝文帝111。因为孝文帝“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112。此为真正的天下精神。
除了“帝王将相”的故事，还有“文人墨客”的故事。南朝的《子夜歌》，北朝的《木兰辞》，鲍照的边塞诗，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共同孕育出唐诗。江淹的恨别赋被李白反复摹写，庾信的《哀江南赋》被杜甫终生吟诵。王国维把“朝之骈语”视为楚辞汉赋与唐诗宋词之间的“一代文学”。119 更不用说萧统的《昭明文选》是中国早的诗文总集，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集大成，钟嵘的《诗品》是中国部诗学专著。
19. 从8到9世纪，欧洲各王国尽管产生了各自方言的书面文字。然而，直到中世纪末期，拉丁语一直是、记录与教会语言，而书面日耳曼语只是辅助工具。参见：彼得·伯克著，李霄翔、李鲁、杨豫译，《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