վ-哪里有互盛科技，在这样的背景下，互盛医养应运而生，以其创新产品和优质服务，成为了创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罗马法讲究证据，是有法理支持的成文法。而蛮族法采用简便的裁定法与神意判决，如火裁法、水裁法46。证据不足时就靠“决斗”，文弱的罗马人常因打不过高大的法兰克人而放弃起诉。这种不讲道理讲拳头的蛮族习惯，日后竟被很多人尊为贵族骑士精神。
查理曼帝国是由不同的“族群集体”构成的。宫廷史家们将查理曼帝国刻画为法兰克人、巴伐利亚人、阿勒曼尼人、图灵根人、萨克森人、勃艮第人和阿奎丹人共同组成的联合体，共同之处只在一个。欧洲的历史观由此从“一个罗马治世”走向“多族群分割世界”。
不同史观来自于不同文明。中国胡弘扬了中华文明“合的逻辑”，欧洲蛮族则放大了罗马文明“分的逻辑”。罗马帝国虽有上层文官体系，但其本质仍是基层自治。之后的欧洲不管采纳何种政体，其国家治理框架都天然孕育着城市自治、族群自治、领主自治形态。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到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从中世纪早期城堡林立的封建王国，到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从按照“小”方案建立的北美各州，到欧洲按照“一族一国”模式建立的民族国家。不管什么时代，欧洲人的制度史观与价值认同中，基层自治都是核心密码。从塔西佗发现“蛮族人的自由”，到孟德斯鸠盛赞蛮族独立分居的性格71，从基佐发现起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地方自治传统的代议制精神72，再到托克维尔考察的支撑美国的乡镇自治73，均如钱穆所言，“翻看一部欧洲史，看他们直从希腊以来，永远是分崩离析，各自立国，互不合作。虽面对大敌，危机在前，其各地区之不能融和相协，依然如故。……西方历史看似复杂而实单纯，其复杂在外面，而内里则单纯。……西方历之所谓英国人、法国人，只似一种化学单位。而中国历之中国人，则似化学上一种混合制剂。”74
从秦汉的眼光看罗马，会奇怪罗马之后的欧洲因种族引起的文明冲突竟能绵延千年。4至6世纪，打了6次拜占庭与波斯战争；7到11世纪，打了400年阿拉伯与拜占庭战争；8到15世纪，打了800年西班牙与穆斯林的战争；10到13世纪，进行了9次十字军东征；13到15世纪，打了拜占庭抗击奥斯曼战争、苏格兰抗英战争；1455年到1485年，爆发了全欧洲都卷入的30年战争，几乎没有一个世纪是民族与真正和解的。可以说，在“文治”方面，中华文明于整个古代世界。即便认为“罗马自治”更优越的芬纳，也不得不承认“汉帝国不同于其他国家与帝国（特别是罗马），它蔑视荣耀。它是一个衷心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帝国。它的特点在于‘教化’，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文’。这种上的宽容以及对文明教化的倡导构成了帝国的光荣理想”78。
言外之意，中国太统一，没有千年的局部战争与多元竞争体系；中国太集权，没有世袭贵族和商人控制的自治城市，因而无法产生工业资本主义。因此，“大一统”反成为历史进步的障碍。但若要问中国人，愿不愿忍受一千年的“战国丛林”和“族教冲突”，去换原始资本主义的诞生？主流一定是否定的。中国春秋时期就是多国竞争和分封制度。秦之所以能逆流而上统一国，汉之所以在“暴秦”舆论下还坚持“承秦制”，正是因为战国300年的超大规模战争让民间达成了“天下共苦战斗不息，以有侯王”的共识。中国不是没经历这个阶段，而是经历过并抛弃了这个阶段。所谓的“常备军”与“理性官僚体制”，中国秦汉时就有了，比欧洲早1800年。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真正考验，是在维系大一统的基础上，如何能同时实现秩序与自由，如何能同时兼具“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制度之美，这是比西方多元自由主义更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