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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实施受到限制，这次工程仍旧在客观上对促进西京洛阳的漕运交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罗门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阳运河段于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了百舸争流、万船竞发的繁忙景象。洛阳段漕运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京洛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南北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而这一时期运河洛阳段的繁盛，我们能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关的记录：万艘潭汇嘉猷里，分洛疏伊尽北驰。远引驶风通越货，肇营胜迹在唐诗。（文彦博：《文潞公文集》）
这个历史岔口，再次体现了中国和西方从族群观念到政治制度的不同道路。其中的文明逻辑为关键。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因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而改变。经此一战，北匈奴西迁欧洲，成为后来日耳曼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的重要推手1；南匈奴南下中原，开启了胡入华的先声。2017年，中蒙考古学家发现了班固为汉朝击败匈奴而作的《燕然山铭》。有大汉情结之人常因“燕然勒碑”而欢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但真实历史是，南匈奴单于首先侦测到北匈奴的内部动乱，主动向汉朝建议出兵2。窦宪率领的4.6万骑兵里，3万是南匈奴人，剩下的1.6万中还有一半是羌人3。可以说，是汉朝率领南向中原的游牧族群共同迫使北匈奴西迁的。
提出均田制改革的，是汉人儒生李安世。提出长制改革的，是汉人官僚李冲。通过均田制，北魏获得了充足的编户、赋役与兵源；通过长制，北魏结束封建式统治，重建了基层政权；通过官僚制，北魏恢复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比起“着汉衣”、“改礼仪”这些形式，这更是“汉制”的灵魂。在西晋灭亡170年之后，中原竟然在少数民族王朝手里重新恢复了“汉制”。诚如钱穆所言，“北魏本以部落封建制立国，逮长、均田制行，则政体上逐渐从氏族封建变为郡县一统，而胡、汉势力亦因此逐渐倒转”15。短短30年内，北魏的人口数量与军队数量迅速超过了南朝。公元520年，北魏人口近3500万，是西晋太康年间的翻倍16。汉人农民大量加入北魏军队，打破了从前“鲜卑作战、汉人种田”的分野。
当北魏继承“汉制”的时候，东晋和南朝的“汉制”却走向僵化。起于东汉的察举制，产生了世公的经学门阀与盘根错节的官僚豪族，转到魏晋就发展为门阀政治。由于东晋政权的建立是靠世族支持，于是出现“王与马，共天下”的场景。到东晋南朝时还产生了一个奇观，虽然北方千万流民南渡，虽然江南经济依然繁荣，但“自孙吴至陈亡的个王朝，在长达300年的时间内，江南户籍上的户口几乎没有増长”17。因为这些人民都投奔了世族大户成了“私属”，没在官府登记，朝廷一方面不掌握人口数字，一方面失去了更多税赋。门阀政治倡导清谈，产生了优雅的魏晋风度和思辨，社会衰颓与艺术高峰同时发生。
“汉化”不是“被汉人同化”的意思。西汉初期，没有“汉人”，只有“国之人”。司马迁写《史记》时还用国之人来描绘方人民的不同性情。自汉武帝之后，“汉人”变成了“汉王朝子民”的自称。因为汉武帝将秦国的法家制度、鲁国的儒家思想、齐国的黄老之术与管子经济、楚国的文化艺术、韩魏的纵横刑名、燕赵的制度融为一体，形成了“大一统汉制”。从此，认同这种制度文明的人，就成了“汉人”。可以说，“汉人”是用政治制度建构“国族”的早实践。这套制度虽由秦汉创造，却不再专属于中华世界，成为了东亚古典文明遗产。汉字也不仅是“汉族的文字”，而是东亚古典文明的重要载体。因为建构大一统的经验教训都记载于汉文律典与史籍中，不学习就无法重建前行。胡主动汉化，并非忘记祖先和自我矮化，而是拥有超越部落政治建设超大规模政治体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