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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化”类似的概念是“罗马化”。古罗马制度虽由罗马人发明，却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已经不是“罗马人的文字”，而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19。当诸多日耳曼蛮族王国抛弃了拉丁语口语，当不同的日耳曼族群因部落与方言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王国不同语言后，以拉丁文为载体的古罗马文明从此淹没于蛮荒洪流与普世教权之下，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20，直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发现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21。而这个“重新发现”的源头不在欧洲本土。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从君士坦丁堡带回来古希腊古罗马手稿，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翻译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作品，欧洲就难以发生文艺复兴，也就不会有启蒙运动。可以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而是从外部“出口转内销”找回来的。
吉本总结说，哥特再宽容仁爱，也永远不能得到罗马人的认同，“即使温和形式的哥特王国，也必会使一位罗马人的‘自由精神’感到无法忍受”、“这些不知感恩的臣民却永远不能对这位哥特征服者的出身、，或甚至品德，由衷地加以宽容”32。
在世界观上，欧洲蛮族史观坚持“种族”身份决定文明身份；而中国胡史观则强调文明身份不由族群而由德行决定。胡君主们爱援引孟子那句“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只要德行福泽中国，都是中国的圣人”63，据此宣称，“帝业无常，唯德所授”。在统一问题上，欧洲蛮族史观认为罗马世界不应当是统一的，应当由多个种族分而治之。中国胡史观则认为中华天下应当是统一的，不能分治，不管哪个族群当道，都把大一统当成政治目标。
西方中心主义者们常以罗马与法兰克为样本来理解其他文明。如法兰克的“复合性君权”，说查理曼大帝“法兰克王与伦巴德王”的族长身份是主要的，而罗马身份是第位的。查理曼帝国是多民族的联合体。只要下诏，就可以分为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某些学者将这种范式转移到中国。如美国的新清史学者声称清朝也是复合型君权，清朝身兼满族人族长、汉族人、蒙古人的可汗、藏传文殊菩萨化身等多重身份于一体。中原、东北、蒙古、西藏的统一全靠着的“多重身份”作为连接，一旦清朝皇室崩解，各族就可以各奔自由。这无视满蒙藏与中原的治理系统。清朝在东北以变通的方式推行郡县制，在城市中也很快取消满汉隔离政策。即便一时是族内治权，终也过渡到郡县制，如蒙古的盟旗制和南方的改土归流。中国胡人族群的君主对自己身份的理解首先是中国而不是族长，象征着统治不分胡汉所有中国人的合法性。
草原族群建立的王朝那些风俗仪式不能说明什么。改变国家性质主要看治理体系。查理曼接受了“神圣罗马”加冕，也没有让加洛林王朝变成“罗马”，因为法兰克的治理体系不是罗马。相反，清朝剃发易服，理所当然也还是中国，因为它的治理体系就是中国。“华夏”与“内亚”，从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向前说，夏商周代之中即有“内亚”。陕西石峁遗址出土了有很强欧亚草原风格的石雕人像和石城。殷墟的墓葬出土了大量受草原族群风格影响的青铜器86。甘肃礼县的秦公大墓显示，秦人族群中混合着大量羌人和氐人。向后说，号称“后一个汉人王朝”的明朝，实际蕴含着大量蒙古遗风。朱元璋诏书的语言风格就是元代的硬译公牍文体。明代也兼有草原可汗、藏人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庇护者几种身份87，甚至连“明代汉服”也有元风88。